【來去看看~】學生時期鋒芒畢露的札哈.哈蒂

在哈蒂突然過世後,前建築聯盟學院(London’s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校長亞文·波亞斯基(Alvin Boyarsky)的兒子尼可拉斯·波亞斯基(Nicholas Boyarsky) 接受Dezeen的專訪,談到這位年僅65歲的建築師。他提到,札哈·哈蒂(1950-2016)在學生時代就是個「小叛逆份子」,這樣的特質使得她的建築生涯如此有聲有色。

他說:「哈蒂從一開始就與眾不同。例如她會用釘書機將布釘在一起,變成身上穿的衣服。她是當時校內數個叛逆份子之一,非常反對70年代早期流行的建築教育模式。由於當時許多學生並不真的在畫圖或做設計,不談大架構系統與過程,而是談論生活型態的不同選擇等。哈蒂與她的朋友找亞文爭論,要求做建築設計;於是亞文專為他們開設設計課。我認為是那個時刻造就了今日的哈蒂。」

在這個專訪中,尼可拉斯分享了一些他父親之前所收集的學生畫作,並描述他個人在成長過程中受到哈蒂的影響。亞文·波亞斯基在1971-1990年間擔任建築聯盟學院校長的職務,那段期間出現在學校的學生或年輕教師,包括哈蒂、伯納·楚米(Bernard Tschumi)與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

哈蒂在1972年進入學院就讀,一年級時遇到了亞文。並在那裏認識了後來創立大都會建築事務所(OMA)的庫哈斯與埃利亞·增西利斯(Elia Zenghelis)。直到1990年亞文·波亞斯基過世前,他們一直是好朋友,尼可拉斯說他父親在哈蒂早期建築師生涯扮演著「導師」的角色。


札哈.哈蒂與亞文·波亞斯基在1980年的合影 (攝影: 安德魯·黑格特)

尼可拉斯回憶說: 「她會來我家,然後我們一起開著我父母親的迷你奧斯丁,去廢棄的皇家碼頭(Royal Docks),偷跑進去體會那巨大的後工業荒地,進行現在所謂的城市探險。」

他接著說: 「我特別記得有一次札哈贏得香港山頂(Peak)設計競圖,建築聯盟學院後頭的拱頂區成了繪畫工作室,準備相關的展覽與出版。學院好像將所有資源傾注於這個單一事件。」

現在尼可拉斯與太太一起創立波亞斯基墨菲建築師事務所(Boyarsky Murphy Architects),他跟Dezeen分享了一些關於他在學校被哈蒂帶領設計學習,以及在她事務所工作的小故事。他說: 「我們會在凌晨到她位在Kynance Mews的小房子討論設計,邊吃好吃的食物,重複看著電影《美國舞男(American Gigolo)》。」

在那幾年,哈蒂送尼可拉斯的父親大量個人畫作,包括1980年參加愛爾蘭總理住宅設計的入圍作品,以及1988年她為某業主設計的桌子手稿。

尼可拉斯說: 「這個1988年的設計手稿是負片印刷,加上手繪銅漆,稱為Sperm Table。自明性很高。是典型的哈蒂式幽默,卻不失嚴肅感。」

他接著說: 「這個小畫作是札哈透過不同媒材與繪畫技巧,發展與測試個人設計語彙與技術的典型作品。」


1988年哈蒂的負片畫作《Sperm Table》。

亞文·波亞斯基的收藏包括來自其他建築師的作品,如法蘭克·蓋瑞(Frank Gehry)、丹尼爾·李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雷姆·庫哈斯、萊伯斯·伍茲(Lebbeus Woods)、巴洛奇(Eduardo Paolozzi)、藍天組(Coop Himmelblau)與伯納·楚米。這些收藏品曾在北美洲地區的《Drawing Ambience: Alvin Boyarsky and the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展覽中展出。近期將在歐洲,之後在日本展出,屆時將出版同名書。

圖片提供:亞文·波亞斯基檔案室(Alvin Boyarsky Archive)

以下是訪談內容:

馬爾(Olivia Mull):你父親跟札哈之間是種甚麼樣的關係?可以告訴我們他們是如何認識彼此的嗎?

波亞斯基: 札哈應該是在大一時受到亞文的注意。她是校內叛逆份子之一,反對70年代早期流行的建築教育模式,當時許多學生並不真的在畫圖或做設計,他們不談大架構系統與過程,而是談論生活型態的不同選項等。她總是以懷疑與苦惱的口吻(如同今年二月的皇家金獎得獎演說)描述Ching’s Yard的公車計畫,該計畫是讓學生改裝一輛雙層公車,旅行全英國,將新的建築概念帶到其他建築學院。但在改裝完成後,才發現無法將公車弄出去,必須藉用吊車將它送到貝德福德廣場(Bedford Square)。

有一次,札哈跟她的朋友去找亞文,要求畫建築設計。於是亞文專為他們開設獨立的設計課。我認為是那個時刻造就了今日的札哈。札哈在一開始就與眾不同,例如她會用釘書機將衣服訂在一起,穿在身上。當札哈開始在學院教書並著手設計作品時,亞文如導師般地鼓勵與協助作品發展,他們倆之間的關係變得很密切。我特別記得當札哈贏得香港山頂設計競圖時,學院後頭的拱廊區成為設計工作室,用來準備展覽與出版。就好像學院將所有資源注入這個單一作品。

直到1990年亞文去世之前,札哈還經常去我父母家吃晚餐,他倆之間有太多有趣的故事,其中有個札哈不知道的是,亞文常常讚美地說:「札哈一定是個猶太人,看看她罵髒話的樣子道。」這是個極佳的讚美。


哈蒂1984年的作品《世界(the World)》,是個大型桌上型實驗畫作,在她的山頂設計展中展出。

馬爾:請問你什麼時候第一次見到札哈?你記憶最深刻的事情有那些?

波亞斯基: 大約在1982年前後,那時我尚未開始建築課程。她常來我家,我們一起開著我父母的迷你奧斯丁到去廢棄的皇家碼頭,進去那偌大的後工業荒地探險,就像現在所謂的城市探險。

我對她有比較深的認識是在1983年我加入她的Unit 9之旅,去莫斯科與列寧格勒參觀結構主義建築。那是個很棒的經驗,其他建築師像奈傑爾·考特斯(Nigel Coates)、馬德隆·福里森多普(Madelon Vriesendorp)、埃利亞·增西利斯(Zoe Zenghelis)、羅伯特·科爾(Rob Cole)、Lisette Khalastchi、Sumaya,以及其他人亦加入旅程。我們整夜不睡,喝著伏特加, 聽札哈說一些瘋狂的故事,又唱又笑。

她和那段時間的學生,一直保持聯繫,並變成好朋友,如 Mya Manakides, Alastair Standing、Brian Ma Siy、Aris Zambicos,以及後期的Kar Hwa Ho,還有凱西·詹金斯(Kathy Jenkins)與Ban Shubber等。

許多年後,我加入她的設計小組,那簡直完全瘋狂。我們會在清晨到她位在 Kynance Mews的小房子,重複看著電影《美國舞男》,吃Kim Lee Chai 準備的食物。那之後,我在她的事務所工作了一段時間。她總是非常慷慨、包容與支持。

馬爾:你可以簡單描述一下每張作品要表達的意義?

波亞斯基: 第一張是札哈的針筆畫,1980年參加都柏林愛爾蘭總理住宅競圖案的作品。這是個相當特殊、充滿能量的作品,許多不同凸出物以量體的形式,投射或飛越被圍牆環繞的住宅庭園。這張可以看到她繼大都會建築事務所啟發的線型設計之後,開始發展她的個人風格。

第二張是1984年手繪水粉顏料與針筆畫《The World (89度)》,是香港山頂大型畫作展出之前的試畫。這是她在四年級、五年級時的作品組合,包括Tectonic Bridge與19世紀博物館、都柏林愛爾蘭總理住宅,La Villette競圖作品,以及她對香港山頂的設計構想。

第三張是1986年,位在西柏林的Kurfurstendamm辦公室建築設計。這是個邊間狹長型小辦公空間的實驗性設計。它是典型札哈式建築形式研究與發展的方法,透過一連串不斷轉變的視覺角度測試與模擬。顏色與水洗是用來強調不同形體的層層相疊。

第四張是1988年的負片印刷,之後在紙上加上手繪銅漆,稱為《Sperm Table》,是表達自我的作品。專為某個業主量身訂製的一系列傢俱設計,但業主不喜歡,最後放在札哈位在Courtfield Gardens的公寓內。Sperm Table的底座是鑄銅,桌面是玻璃。它是典型札哈式精確表達的幽默。


哈蒂的1986年西柏林的Kurfurstendamm辦公大樓設計

馬爾:你如何看待她這些早期的建築設計作品?

波亞斯基: 這個小作品顯示出札哈透過不同媒材與畫畫技巧,發展與測試她個人的建築語彙與技術。特別的是,這些是她展現手下功夫的幾個好案例。

馬爾:請你描述一下亞文擔任學院校這段長期間的情形?

波亞斯基: 其他人可能可以說的比我詳盡,且更具批判性。亞文不僅僅對札哈給予鼓勵與支持,對學院裡其他有天份的建築師也是同樣的態度,如威爾森(Peter Wilson)、奈傑爾·考特斯(Nigel Coates)、NATO集團(the NATO group)、Christopher Macdonald與Peter Salter,甚至像伯納·楚米。

原始文章/圖片來源: DEZEEN

翻譯: SHUYI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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