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去看看~】洛杉磯市如何在1970年代運用大數據建立智慧城市

就像市政府其它類智庫一樣，社區分析局沒有權力將它的構想變成行動，但當時確實是探索各種方法解決不平等問題的好時機。1973年，洛杉磯選出新市長布蘭得利(Tom Bradley)，比前任保守的首任黑人市長尤提更有心協助弱勢鄰里，解決種族不平等的課題。隔年，聯邦政府編列社區發展基金(Community Development Block Grant, CDBG)，協助地區再發展、社會服務，以及高度貧窮鄰里的地下管線改善。根據馬爾沃(Romerol Malveaux)的說法，社區分析局當時所生產的資料讓洛杉磯成為第一個得到社區發展基金補助的城市。洛杉磯運用這些補助金擴大社會服務、維護街道，並在低收入地區建造圖書館與公園。人口普查區尺度的詳細資訊甚至協助市政府在富裕的議會分區裡，指認出需要補助的高度貧窮口袋小區。馬爾沃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社區分析局執行研究與管理補助基金，在45年後的今天，仍舊為社區運動努力。

只可惜後來社區分析局變成自身成功的犧牲者。由於它所收集的資料證明非常有利市府取得聯邦政府的補助，因此，市政府將該局的業務界定在補助金申請與管理，而繼續進行資料分析的目的是要贏得補助。該局不再利用研究成果導引市政府的行動，而是回應市政府事先決定的工作目標，亦即申請補助金。1977年，社區分析局被編組成市長辦公室所屬的全新社區發展部門，直到1980年，部門中的社區分析與規劃小組仍舊持續出版報告書；但之後，「社區分析局」的名稱完全銷聲匿跡。

傳說與教訓

今日，多數在洛杉磯進行規劃、住宅與經濟發展等相關工作的人員，從未聽過社區分析局。在訪談該局舊職員，並讀過數本該局出版的報告後，我個人認為社區分析局的發展過程，包括它的任務、策略、成就與問題等，非常值得分享。這些早期將電腦分析運用在大城市的社會與實質環境挑戰的努力成果，應該有值得當代大數據、智慧城市與數位城市主義學習的部分。

社區分析局沒有完成當初創始者所設定的雄心壯志，亦即為我們今日所稱「智慧城市」創造一個控制平台。雖然布荷是在轉成社區發展部之後才加入團隊，但他認為1970年代的科技還太過「雛型」，因此無法將資料即時傳輸到決策者，協助調整運作中的政策與實務。儘管如此，社區分析局當初執行發展方法論的工作人員，仍舊相信這些方法是值得探索的。Thomas Smuczynski、穆勒斯與馬爾沃都表示，當初有幸參與計畫，以新科技來瞭解洛杉磯市，同時覺得工作內容確實協助指認地點與問題，讓補助金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感到很有意義。

社區分析局的失敗經驗告訴我們，資訊分析需要跟計劃、政策，甚至倡議，緊緊相聯。該局當時並未與社會運動密切聯手，循著研究結論，推動改變；同時，也沒有有效地整合在城市的決策與預算編列結構中。由於市政府的心中並沒有核心支持者，社區分析局的研究成果很容易變成一份有趣，但非必要的陳述。其實局裡的職員早就預測到這個問題，在一份1970年的報告書中提到：「政治的現實必須非常小心翼翼地跟科技工具結合。但充其量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就設計而言，科技的結論必須要客觀，而政治是要主觀且情緒化的。」社區分析局提出這類自我感覺良好的陳述，雖然是事實，但應該不會在市府內贏得太多友誼。

社區分析局或許沒有促成它早期倡議者心中所謂的技術專家政治論決策方式，但馬爾沃坦言，藉由提供城市某些鄰里地區的基本需求資訊，社區分析局確實協助打破了數十年來階級隔離的局勢，讓洛杉磯地區更加平等。幸好，目前洛杉磯智慧城市出現了數個類似的包容性目標，值得期待。洛杉磯開放資訊入口的駭客馬拉松競賽得獎者是一群高中生，他們所設計的APP就是在協助運送物資到街友收容所。除此外，洛杉磯市的第一個補助計畫是將創意性方法運用在市政管理，努力理解洛杉磯是否可以在沒有錯置人口的狀態下，進行復甦計畫。

我們應該從資料的社會相關性、公開化的數量，評斷這些專為智慧城市生產的資訊，以及市政府、私部門與學術單位駕馭處理與分析資料的能力。數位化城市主義是否能讓社會的1群與0群間的成長差異變小？智慧城市有助於全球氣溫減少攝氏兩度？假如智慧城市與開放資料有助於知識、效率、平等與永續，那新一代的社區分析就有可能達成1960、1970年代洛杉磯發起的科技樂觀主義，並重新被當代市府運用。